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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的路径依赖

发布时间:2018-02-06 09:52:30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字体: ]

摘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长期被视为影响我国科研体系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近年来,但凡论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问题,舆论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调: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每年过万亿元,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而且相比发达国家70%~80%的成果转化率,我国成果转化状况不容乐观。这样的说法虽然传播广泛且影响巨大,但不少学者研究都已经指出上述关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数据,实际上缺乏基础、必要的统计和计算依据。由于缺乏国际可比指标,常常被引用作为对照组的各种国外成果转化率数据,也大都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引述。

        最初科技成果转化率概念的提出,使科学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以形象化地呈现,对上世纪80年代强化科技经济结合发挥了阶段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科技成果转化率测算有关的科技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衡量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指标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计划经济时代科技行政管理的产物 ,1998年财政部制定的《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办法》(财公字[1998]234号),就将“成果转化率(%)”列为评价科学事业的社会效益指标,给出的计算公式是“应用成果数/成果数×100%”,还明确“考核期一般在三年以上,由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确定”。在此基础上,国家对我国全社会科技成果转化率作出了一些定量的估计,比如199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提出,“据科技部估计,在我国每年取得的近3万项科技成果中,只有20%左右的成果转化并批量生产,而能形成产业规模的大约只有5%”。

        行政导向的数量统计方式难以全面评估成果转化, 除此以外,现有统计方式过于聚焦已有成果的转化,采用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等易于统计的数据表征科技成果转让,但这就导致了成果转化统计与主流技术交易方式脱节。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率测算问题的根源看似在于调查样本、评价对象、计算方法和统计口径等技术性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内涵的旧有线性思维,和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对固有科技行政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的国际经验和统计比较 ,在国际可比性评价方面,OECD 2013年发布的《公共科研商业化:新趋势与新战略》报告就利用各国相关公开数据,对部分国家的公共科研商业化绩效进行了国际比较。该报告使用 “年度技术许可或转让收入占同期研发支出的比重”(可简称“转让研发比”)作为衡量公共科研部门转化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测算,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这五大经济体的主要科研部门(含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在2004年~2011年的“转让研发比”基本处在1%至7%之间。其中,美国的表现最佳,平均值为4.8%,其次是澳大利亚2.2%、欧盟1.7%、英国1.4%以及加拿大1.2%。

        以“转让研发比”为标准,按照《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数据,清华大学2016年“转让研发比”已经高达18.5%。而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技术转移绩效最优之一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同期的“转让研发比”仅为5.9%。这显示出,我国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正在并逐步进入“世界领跑”的行列。

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

科技成果转化分类经济评价, 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分类经济评价,必须抛弃惯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线性思维,从价值生成、价值发现到价值实现的市场视角,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围绕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根据机构性质、行业特点、研发方式和产出形态,对标已有的国际评价指标,根据评价目标和价值导向,选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建立覆盖综合数据和统计基础的常态化监测体系。

        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公共科研机构和财政资助形成成果的转化效率评价,必须依据现有法律规定,不能将其异化为对公共科研机构商业营利能力的驱动。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引导公共研发机构开展适合其性质、使命和定位的知识和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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